说起中国古代保密文化，大多提到的是汉代孔光“不言温室之树”、唐律“漏泄大事”罪、清代奏折制度等典型事例，很少提及元代。其实,元代虽然为时短暂，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 一是在保密传统方面。大部分读者可能都听过成吉思汗的“密葬”故事，迄今其葬身何处，仍旧是个谜。但此类保密，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究竟有限，更重要的保密传统是在决定蒙古族历史命运的军事活动之中。元朝是蒙古铁骑东征西讨建立起来的国家。而要打胜仗，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保密。在这点上，蒙古人可以说是典范。《蒙古秘史》记载了成吉思汗时期的一个著名泄密案例。1202年，打败世仇塔塔儿人之后，成吉思汗召集亲族机密会议，商量怎样处理俘虏。此前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儿人用毒酒害死，遗言要将凡是比车轮高的塔塔儿男子全部杀死，妇女儿童分给各家做奴婢。亲族会议最后决定，仍按照遗嘱处置塔塔儿人。成吉思汗的弟弟别里古台出帐后，不慎将此谋泄露给塔塔儿人也客·扯连（不久前，他的两个女儿也速正、也速干嫁给成吉思汗为妃）。于是塔塔儿人都在袖子里藏了刀子，拼死反抗，蒙古军队伤亡惨重。别里古台一向被视为成吉思汗最得力的弟弟和“伴当”（助手、伙伴之意），蒙古创业史上常将他们3人并提，成吉思汗曾说：“有别里古台之力，哈撒儿之射，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。”但成吉思汗毫不姑息，严责别里古台，不再让他参与亲族机密会议。按照蒙古“故事”（传统习惯法），“论奏兵政机密，非国族大臣无得与闻者”。这一处罚是很重的，可见蒙古保密纪律之严格。

 二是在保密制度方面。与清代几乎全面保密不同，元代保密制度主要表现在军事上。据明代修撰的《元史·兵志》记载，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曾经在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、十一年（1274年）、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3次统计军队人数，但却连大致数字都没有留下来。原因就是元代的兵籍“汉人不阅”。其实不仅是汉人，即使职掌军旅的“枢密近臣”，除长官一二人外，其他人也不得与闻，“故有国百年，而内外兵数之多寡，人莫有知之者”。这方面还有1个具体案例。据《元典章》记载，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，朝廷命令蒙古军和探马赤军都与“汉人民户一同入社”，但很快就被叫停，主要理由就是违反上述保密制度，使得蒙古军队数目被地方官吏知晓。最后按照军方要求，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自行立社。

 三是在保密技术方面。与前代和后代均不同，元代使用一种特殊的文字——亦思替非文字（元代官方对阿拉伯语的称谓）记载机密事项，“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”。这种文字是波斯人传来的，有特定的写法和规则，非经教习难以精通，便于保密。为掌握这种文字，元世祖还设置回回国子学，选择可靠的公卿大夫和富民子弟入校学习。

 四是汉王朝的保密传统仍然延续。比如汉唐以来大臣上奏销毁草稿（“销奏草”）的传统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元代初年，著名学者许衡获元世祖忽必烈重用后，“多奏陈，及退，皆削其草，故其言多秘，世罕得闻”“奏对亦秘”。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不同意见，比如元代中期著名学者、官员苏天爵就没有这样做，而是藏在家里传给子孙，他的说法是：“昔人或焚稿以示谨密之义，或存稿以彰从谏之美，顾（苏）天爵何人，敢为是乎？第藏之于家，以示子孙。”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做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