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城内，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、学校、厂矿、报社，还是在街头的各式店铺、澡堂浴室里，抑或在胡同口旁、四合院内，都有一群中共地下党员在其中穿梭往来。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信念，他们以生命为代价、以勇敢和智慧为武器，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红色暗战。

红色暗战悄然开始

 

情报工作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当时在北平开展情报工作的主要有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（后改为“华北局城工部”）系统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，也有其他解放区派出的不同系统。在这张地下工作网的建立中，有一个人功不可没，他就是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。

1909年，刘仁出生于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（现属重庆市）。因为姻亲的关系，刘仁称赵世炎为舅舅。1924年7月，刘仁求学北平住在赵家，受其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。1927年，刘仁在中共最低潮的时刻加入共产党。

1941年6月，刘仁开始主管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，领导华北地区敌占城市的地下工作。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，刘仁整顿组织，悉心挑选干部，构筑了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秘密交通情报体系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1946年9月，蒋介石开始对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发起进攻。由于时局变化，中央局决定撤销北平市委，恢复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，刘仁任部长，领导北平地下工作。

1946年10月10日下午，在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下，城工部机关工作人员全体撤出张家口。刘仁在检查完各驻地后，于当夜12时乘坐机关仅有的一辆汽车，最后离开张家口。此时，距傅作义军进占张家口只差4个小时。

 在城工部离开张家口的同时，北平城内的暗战已悄然开始。

生命之线始终畅通

秘密交通工作是地下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当时中共地下党的各个系统都有单独的秘密交通线。

抗战胜利后，城工部原有的交通线和交通站基本停止工作。但内战爆发后，组建新的交通站，开辟新的交通线又成为紧要任务。

1945年11月，刘仁派陆禹到怀柔建交通站。

1946年3月，在康庄镇设立交通站，代号为军区办事处。后又增设公开名义为“军民客栈”的新型交通站，表面上是搞机关福利事业的车马大店，以接待来往商人、旅客为掩护，实际上输送中共方面的秘密客人。

1947年4月，刘仁再次派陆禹到平西妙峰山涧沟村建立工作总站。平西站对外公开名称是“晋察冀军区昌宛县第一教导大队”，统管电台、武装交通、秘密交通三支队伍，保持平津与阜平城工部机关的联系，及时指导城内地下党的工作。

当时平西站建立起四条通往北平城内的交通线：妙峰山经北安和、温泉至北平；妙峰山经军庄、二家店至北平；妙峰山经瓦窑、羊坊至北平；妙峰山经坨里、长辛店至北平。

在这些流动的生命线上，活跃着一批被刘仁称为“八大员”的交通战士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交通线上，很多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。

平西情报联络站站长梁波，外表看起来是一个戴着1000度近视眼镜的文弱书生，却负责着地下工作最隐蔽和最危险的交通站工作。梁波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，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因为英语很好，父亲帮其在洋行里谋了一个薪水较高的职位，被他拒绝。梁波从1944年开始担任平西情报联络站站长，他有火般的热情和诚恳的性格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。他经常到妙峰山前和地下情报工作者接头，部署工作。

1947年9月18日，梁波来到妙峰山前，听取完在北平城内工作的刘永和的汇报后，身陷敌人包围圈，在突围途中被敌杀害，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在交通线上有很多交通员像梁波一样献出了宝贵生命，但这条生命之线却始终运转通畅。

1948年3月，党中央迁至西柏坡。根据形势需要，交通站增加了向党中央供应北平地区出版的主要报纸和杂志的任务。

当时负责平西交通站工作的陆禹到平西后，首先要求已掌握的工作关系和基本群众按期订阅若干份报刊，定期收取；其次再找沿途小学校民办教师，请其代订书报；再利用当地士绅商人，如在三家村一线，就利用刘村、北峰山等地的地主，令其代订，他们的子弟在城内国民党军队工作，一般能顺利完成任务。陆禹有时还请区武工队配合直接找伪乡公所，令其代订报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位住在贝家花园的教堂神父，是位德国人。抗战胜利后，刘仁住在蓬花寺和他有接触，彼此之间很友好，中共派人找他帮忙订英文报纸，他慨然允诺，顺利完成了代订任务。

地下电台巧掩耳目

除了徒步的秘密交通联络，电台是那个年代最先进快捷的联络工具，可以迅速与城市进行秘密联系。从1942年至1947年，刘仁用了近5年时间进行人员、资金等方面的准备，地下电台才建立起来。北平地下电台隶属学委，由学委委员崔月犁领导，李雪负责技术指导和日常工作。

1947年2月，李雪奉刘仁之命，在城内正式建立电台。他经常戴着一副墨镜，骑着一辆摩托车，在城内风驰电掣地奔跑。国民党军警把他当成了有钱人家的阔少，从没有怀疑到他的头上。更令国民党想不到的是，这位“阔少”还掌握着价值600两黄金的中共地下党经费。有一次，李雪从天津将黄金藏在一部留声机里，坐火车软席提回了北平，然后分散存放，避免出事后被一锅端。

地下电台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共产党员，大部分由解放区派出，由党组织安排可靠的关系作掩护。报务员赵振民到北平后几经周折，由崔月犁介绍余谷似作为其掩护人。这位革命的老妈妈和她的一个小孙子余翔与赵振民组成了个家庭，赵振民成了余谷似的表侄，住在旧鼓楼大街118号。余谷似不但做饭搞家务，观风放哨，必要时还和小余翔跑交通送电报。余谷似那时在西单亚北糖果店有股份，住房挺宽敞，外人看来生活颇富裕。她还故意把一张司徒雷登的照片挂在墙上，作为挡箭牌。开马车行的保长一来串门，余谷似就和他谈生意经，故意显示自己是个有家业、有根底的人。地下党组织还拿出一两黄金由余谷似通过关系，设法给赵振民买了一张国民党骑兵上士的身份证作护身符。

为了监控北平城内的电台，国民党经常有载有特殊仪器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内进行流动侦测。

为了对付监听，电台必须经常变更住处，变换电台的波长、呼号和密码。送到电台来的电报和电台送出去的电报，一律用稀米汤或面汤在白纸上密写，干后不露痕迹，收电人用碘酒一擦，字迹就显现出来了。

电台工作最紧张的时期是北平解放前的三个月，此时正值平津战役我军取得节节胜利，北平被围，交通线被切断，解放区与城内的联络只能靠电台，这是电台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一段时间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城工部地下电台在北平没有发生任何问题，未被国民党发现，这在国民党严密统治、特务密布的大城市是不多见的。